一篇讀懂（老昆明的回憶）昆明老地方，
清末民初，洋貨初入昆明之時，城中綢緞、土布、清酒、油行等土貨商鋪齊行立約，不進洋貨，以求自保，維持現狀。
開始，這聯手抵制大約也是有效的，清末昆明的許多綢緞行、土布行都依然故我。滇越鐵路通車之前，昆明的土貨商店依然很多，洋貨商店很少。
滇越鐵路建成通車之后，昆明以叢山僻遠之地，一變而為國際交通要沖，海關操于外人之手，舶來品享受的關稅甚至比國貨還低，又能適應新式工業的要求，價格較廉，加上買辦的協助，于是乎紛至沓來，炫耀奪目，陳列于市。
反觀土貨之弊，時人論之：一是“價本不豐，無敵人之力”；二是“人情不一，無大公之心”；三是“所見不大，所料不遠，只貪眼前小利，而忘日后大害”；四是“生財之道，不知講求”。以此和外商競爭，當然只有失敗。例如雨傘，日本產品用竹竿做柄，制作精致，結實耐久，價錢又廉，進入昆明市場后，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就售出600多把，次年達12000把，再過一年，就翻到了2萬多把。在這種情況下，本地土傘，只有倒霉（《昆明市志長編》等）。
“土”“洋”之爭，在工商業中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如西藥與中藥，洋瓷碗和土碗，土工具和洋工具，土農具和洋農具，土刀和洋刀，火草發燭與洋火，蠟燭與洋蠟，土堿與洋堿，胰子與洋皂，石膏與牙水，斗笠與洋傘，布襪與洋襪，土玩具和洋玩具，土產食品和洋食品，手工金屬器物和機制金屬器物……兩相比較，土制手工業產品不免相形見絀，有的就逐漸被淘汰了。但就是到了這種地步，“國貨”商們還在內訌。
1909年間，“土糖”暢銷，熬糖的人一下子多起來。熬糖的、賣糖的你爭我奪，生出許多是非。昆明的行會向經營土糖者派款，守城門的則把住城門，攔下運糖的馱子要“賣門錢”，不給就扣糖……于是，洋貨更加得勢，“國貨”更加衰落，大量金錢，滾滾流出，國弱民窮，就不可避免。
不過，昆明畢竟是一座有血性的城市。1912年，昆明人“師夷長技以制夷”，建成了石龍壩水電站，用“自來火”取代了“洋油燈”，成為“中國第一”。
20世紀30年代，昆明人打造的香皂、肥皂把“洋堿”擠出了昆明市場，都是可圈可點的“贏家戰例”。
“土煙”“洋煙”大戰
老昆明人過去吸的是煙絲，分旱煙、水煙兩種。收獲了煙葉，曬干或烘干后切成絲，用煙管吸叫旱煙，用竹水筒吸叫水煙。那竹水筒又叫水煙筒，取一節有手臂粗、有手桿長的竹筒，在半腰上斜著裝一根小竹管作煙斗。吸煙的時候，煙筒里灌上水，將煙絲放在煙斗上點燃，在煙筒口一吸氣，竹筒里的水就咕咚咕咚響，煙便經過水過濾吸得進口中。據說這樣吸煙又過癮、又干凈。
至今昆明還見得到這種水煙筒。直到1901年，昆明仍無紙煙入口。后來英美公司繞道緬甸，將紙煙販到昆明，叫作“派律紙卷”和“巴西煙”。
到1906年，紙煙輸入價值就達11000兩銀子。滇越鐵路通車后，洋商又陸續由香港取道越南運進紙煙，也很受市場歡迎。許多昆明人漸漸不再吸土產煙絲，改吸紙煙了。到1911年紙煙進口價值達43000多兩銀子。
紙煙最初進入昆明，洋商雇人挑擔上街，逢人就送上一支請試抽，半賣半送，每包才銅錢兩文。待一般市民吸上了癮，又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購一包煙得一張贈券，贈券可兌贈品，以此吸引顧客。
有趣的是，英美煙公司的贈品是：“如積有二十五張（贈券）者，可換孔子真像一個，或積至一百張，可換美人畫一張。”如是算來，在當時洋人和吸煙人心目中，一個美女可抵四個孔圣人！
洋紙煙的牌名，最初只有老刀牌和黃雀牌，后來有了比較高級的握手牌、三炮臺、大炮臺、司令牌等，還有稱人、紅公、玫瑰、鶴王、火車、葵花、藍橋、踢波、強盜、跑馬、美人、活邊、白燕、表牌、燈牌、哈德門、紅錫包、白蘭地等等，什么稀奇古怪的牌子都有，最多的是英國貨。市場打開以后，昆明街頭還出現了不少專售洋煙的店鋪。由于紙煙進口越來越多，昆明和附近地區出產的煙葉逐漸被擠出市場，所剩無幾。
這時，又有昆明人以整理實業、振興商務、自保利權為號召，在東院街當鋪巷李家宅院內合股生產紙煙，辦起了六合興旺公司、榮興煙草公司等，這又是昆明最早的紙煙廠。由于生產規模小、技術落后，自然也難抵御洋煙的侵入。
就在洋煙或以“氣如蘭桂，辟穢除邪”，或以“煙枝偉大，世無其儔”招攬煙客之時，更有昆明人看到紙煙流行的另外一面，認為“紙煙足以防害衛生，其毒之于人也，較鴉片煙為尤烈”——清末之人，能看到這一點，真是難能可貴。
“土紗”“土布”的沉沒
圖 | 早年的土法織布
清代后期，老昆明人古風猶在，男耕女織，穿的是用自己紡的土紗織的土布，紡紗織布是城鄉婦女的主要副業。每天晚上，昆明城外郊區，織布機燈相照，杼聲相聞，每年可生產土布萬匹。
到清末，大量外棉、外紗輸入，昆明板橋、前衛、官渡、普吉一帶的農家都改以洋紗織布，民間紡紗業無形中消失。
民國《昆明縣鄉土教材》稱，滇池北岸“鄉鎮婦女，除了耕耘外，織布的最多，每年出品的數量也不少”。“從前織布所用的棉紗，是由本地人用手工紡的，品質粗劣，不甚適用。自洋紗輸入，紡紗工業就無形消滅，概用洋紗織成土布”。
由于棉紗進口猛增，昆明城內織布業大為發展，織機增加到幾百架，織廠多設在廟中，織匠大多是四川人。據當時外國人所見，織布機擺滿廟宇院子四周的房子，忙個不停，正廳里有幾座描金的佛，織工用印度棉紗排經紗。
此外，還有不少家庭織機，產品除少數條紋毛巾和一些白地藍格襯里布以外，完全都是平織布，原料則全是廉價印度棉紗。當時昆明布店不少，清末有177家之多。許多農戶用織布向布店換棉紗，再織再換，從中獲利，織布業畸形發展。
早年昆明6座城門外，一家叫“體仁堂”的慈善機構還設有織布坊，傳授織布技術，并貼出海報，勸導婦女學習用洋紗織布。據說不到一個月就可學成，除做家務外，一個婦女每天可織布一匹，獲銀1錢，如此一月就可獲銀3兩。如夫婦二人織布，每月可得銀6兩，生活就過得可以了。如一家有三四人織布，即可“為一富裕之家庭矣”。
但好景不長，洋布進口數大增，先是印度貨，后又有日本貨、越南貨等，一時充斥市場，以致“古老的紡車和織布機越來越多地停止了轉動”（《昆明市志長編》），民間紡織也漸至衰落。
“胰子”“洋堿”大戰
老昆明人早先把肥皂、香皂叫作“胰子”，這是有由頭的。在昆明方言里，胰子又叫“鵝油胰子”，卻與鵝油無關。它的主要原料是豬胰子。殺豬時取出胰子，用石臼舂成脂膏，再放進土堿、麥面和豆粉，加上一點樟腦、甘松、山柰之類的香料，揉上一陣，趁滋潤時分成幾塊，每塊狀如米糕，干后顏色灰黃，略有香味，這就是老昆明人的自制“土香皂”，用處是洗頭洗臉。
據說最早賣鵝油胰子的是糕點鋪，是在昆明名聲很大的合香樓，大概和做糕點要用大量豬油有關。后來其他糕點鋪也爭相制造“胰子”銷售，昆明城就出現了“糕點鋪賣香皂”的奇特景象。
清末民初，老昆明最簡單的洗滌劑是淘米水，效果雖然差一點，但有強似無。也可以用白泥水、木炭水或草灰水來洗衣服——把捏碎的白泥、木炭和草灰裝在筲箕里濾水，或泡在水中澄清后將水倒出，就成了“洗衣液”。此水含堿，去污能力比淘米水強多了。
除此之外，老昆明人還會用含堿的植物來洗衣洗被子。首選的是皂角皮，其堿性適中，去污而又不傷衣服，但是產量有限。還有皮哨子，煮過之后倒出水來洗衣，還會起泡沫。昆明四鄉皮哨子產得多，農民用不完，還會挑進城來賣。
農民還進城賣白泥，有粗白泥和細白泥，數量不少。白泥含堿，如果不濾白泥水，就切下一塊來，如同一塊肥皂，在衣服上抹幾下就可以搓洗了，早年很受歡迎。
還有一些老昆明人到翠湖挖湖泥來洗衣。湖泥也含堿，但顏色太深，漂洗困難。如果附近有做豆腐、豆豉的作坊，街坊鄰居都可以去要幾盆煮水來洗衣服。只是那豆豉煮水又膩又紫，像醬油一樣，漂洗很費事。
有的老昆明人講求整潔，還會把洗干凈的衣服放到熬過的米湯或淘米水中浸泡，然后漂洗晾干，這叫“漿洗”。經過漿洗的衣服顏色更粉更白，穿起來平整挺括，十分精神。
20世紀初，大批洋香皂、洋肥皂沿著滇越鐵路進入昆明市場，有日本的透明皂、英國的長條肥皂、法國的極東肥皂等等。這些“洋堿”“洋皂”“洋草標”洗衣洗得干凈，又方便，逐漸占領了昆明市場，土胰子漸漸淡出江湖。后來有一些昆明人“以夷制夷”，制造國產香皂、肥皂與“洋堿”競爭，但因原料和技術都依靠外國，不斷遭到失敗。
到20世紀30年代，聰明的昆明人拋開食用豬油和牛油，拋開從越南進口的椰子油和蓖麻油，改用云南自產的漆油等制造肥皂和香皂。這樣一來，國產香皂、肥皂成本大降，不但拿下了昆明市場，還銷到了外縣和省外的貴州一帶，殺了個漂亮的回馬槍，把“洋堿”擠出了昆明市場。
抵制“水火油”
老昆明人夜間照明多用菜油點燈，后來從滇越鐵路運來了外國煤油，老昆明人管它叫“洋油”，而把煤油燈叫作“洋油燈”和“自來火”。因為煤煙清如水而易燃火，昆明人還管它叫“水火油”，煤油燈還叫“水火油燈”。
洋油多半是從美國進口的，叫“花旗煤油”，菜油則成了“土油”。由于當時土油供不應求，價錢大漲，洋油乘機而入。洋油點燈亮度高，一盞洋油燈比三四盞菜油燈還亮，加上價格又便宜，不久就占領了昆明市場。
當時云南洋油進口數量之大，在進口商品中位居第二。洋油進口被洋行壟斷，到昆明人非用洋油不可的時候，洋油的價格也就大漲起來了。10年之間竟漲了3倍。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為反對美國排斥和虐待華工，要求廢止中美華工條約，東南各省聯手抵制美貨，云南和昆明也起而響應，對“花旗煤油”抵制尤為強烈，不僅商家不進美油、不售美油，就是紅河的船家也拒絕裝運美油。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間，有一家外商洋行雇用越南水手，運來一些美油，卻無人購買。這次抵制美國煤油維持了一年左右，美油進口商都轉購他國煤油或改營其他行業，對美油打擊很大。
（文圖資料見《老昆明舊話舊照·那些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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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朱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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