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心村重探張愛玲：無處安放又怎樣？

原標題：黃心村重探張愛玲：無處安放又怎樣？

102年前的今天，1920年9月30日，張愛玲在上海出生。碩果累累的愛玲愛玲年，百年誕辰的各方紀念猶在昨天。

疫下不知時日過，轉眼又兩載。再談張愛玲，間隔已逾一個世紀，祖師奶奶這口古井還有多少新意和活水可供后來人取一瓢飲？或者說，今時今日放眼學界民間，還有研究者真的擔得起重探二字嗎？偏偏，黃心村做到了。

黃心村五年前從長期執教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來到張愛玲的母校香港大學，任職比較文學系主任，2020年，她在籌備百年愛玲，人文港大文獻展期間，閱讀了大量校內檔案資料，無心插柳地發掘出許多明明擺在眼前，卻似乎無人留意的課題：明明港大地鐵站的墻壁上都印有張愛玲睥睨眾生的肖像，但她修讀了哪些課程？住在什么地方？作品中的那些教授與同學，原型都是誰？她一語帶過的、比較歡喜的外國女作家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又是何方神圣？與宋淇夫婦七十萬字《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的披露，作為重建寫作軌跡的附文本，又有什么意義？

兩年間，她將找到的文件與影像，結合女性視角下細讀文本（李歐梵稱為feminine detail）的思考，集結成新作《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既融入豐沛的個人情感與見解，也將比較文學這張捕夢網運用得出神入化，勾連起張愛玲早年港大生涯的雪泥鴻爪，也想象她顛沛流離的后半生，一段段旅途中對異鄉和故鄉，那些朱紅灑金與青山綠水的眺望和回眸。

不過，黃心村依舊自言不是也不能做張迷，這樣才可以保持觀望的距離，做個好的研究者，她也坦陳對胡蘭成深惡痛絕，在文章中能不提則不提。盡管她未必樂意，我還是不禁想用《今生今世》中的招牌胡腔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形容對她這些研究成果的閱讀感受——在驚艷之余，又涌起濃濃的宿命感。這么多年以后才來香港，這些課題還在等著我，不是早早應該有人做了嗎？她說，然而，若不是策劃2020年的那場展覽，恐怕也沒有打開塵封故紙的契機。這大概就是張愛玲所說的，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的華麗緣吧。

黃心村，香港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博士，曾長期執教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任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及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涵蓋二十世紀華語文學和視聽文化研究。其代表著作為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近期出版新作《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圖片由香港大學文學院提供。

中西師承與閱讀趣味

一把青：你找到了張愛玲的歷史老師佛朗士（Norman Hoole France）的照片，這位《燼余錄》中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瓷藍眼睛，抽煙抽得像煙斗的英國人，也是《小團圓》中安竹斯教授的原型，他在香港抗擊日軍的戰斗中應征入伍，被日本人射殺，卒年37歲，你稱之為研習歷史、教授歷史、卻被打上門來的現代史吞噬，我看你還去了他的墓地獻花，非常感人。

黃心村：佛朗士在港大的人事資料存于檔案館，薄薄的二十幾頁，但是沒有照片。這么多年沒有人仔細看過。《燼余錄》中說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里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資料中也留有他被自己養的驢咬傷住院請人代課的信箋，算是不贊成物質文明的存證。

我找到的三張照片，一張他出現在中文系許地山父女合影的背景中；一張是與中文系師生大合照，佛朗士坐在陳寅恪旁邊，歷史系隸屬的文學院師生大合照中卻不見他的蹤影，或許是他特立獨行的表現；另一張是保衛中國同盟會時期與宋慶齡等人的肖像，每個人都神態清晰生動，佛朗士顯得意氣風發，幾個人之中只有他不看鏡頭，還比別人稍稍邁前半步，幾乎是種鏡頭在哪里對他毫不重要的感覺。非常奇妙，可見他不老也不孤僻，熱衷交游和社會活動。

佛朗士照片，香港大學檔案館藏。從左至右分別是愛潑斯坦、香港《華商報》創辦人鄧文劍、廖仲愷之女廖夢醒、宋慶齡、香港政府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佛朗士和廖仲愷之子廖承志。每一個人都專注地看著鏡頭，唯有佛朗士，在快門按下的瞬間，臉一側，下顎微抬，仿佛追隨一只倏忽掠過的飛鳥，臉上一派天真與憧憬。圖說文字來自黃心村。

張愛玲與佛朗士，是二十世紀殖民、再殖民、反殖民、后殖民背景中的一對師生，她形容老師研究歷史很有獨到見地，他的素養一定很深，但甚至沒來得及留下著作，還沒機會寫出來，生命就沒有了，唯一的遺產就是張愛玲。很多人說張愛玲晚景凄涼，其實她從小到大要成為獨立的作家，做嘉寶的信徒，私家草坪請勿踐踏地過完一輩子，從這個標準看，她完全做到了。她對時代特別敏感，總是在對的時間在對的地方，那種站在高處看歷史的預見性眼光離不開佛朗士，用她自己的話說，從他那里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

佛朗士葬在赤柱軍人墳場，你去看了也會很震動，埋在他周圍的戰士真的只有二十出頭，37歲已經算其中的老人了，他們被英國政府送去當日本人的炮灰，心知肚明打一場完全打不贏的仗，義無反顧地送死。所以我想我還會去那里，我要在心里默默地跟他說，放心，我把你挖掘出來了，更要感謝你，我所在的這個地方，你曾幾何時也在這里過。

一把青：《燼余錄》提到佛朗士之死，想不到練武功（參加志愿軍）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小團圓》寫九莉洗襪子時得知老師的死訊，抽噎起來，在張愛玲冷眼旁觀的筆下算是很動情的瞬間。這位安竹斯先生還個人資助九莉800元獎學金，讓九莉一邊飄飄然心旌搖搖，一邊窘迫地怕母親誤會自己愛上安竹斯，你認為張愛玲對這位老師有些模糊的情愫，可以理解為愛慕嗎？

黃心村：張愛玲很多散文做了小說化處理，例如《憶西風》中幾個同班同學姓名都做了改動，但是佛朗士是原名。這個800元獎學金事件在《易經》中也出現過，當年港大每年的學雜費是350元，800元對囊中羞澀的學生是筆巨款了。我傾向將這樁軼事保留在介于小說和紀實之間，何必一定要分個真假呢？不難想象，年輕女孩對于充滿魅力又特別神秘的男老師，一個智慧灑脫、關愛學生的殖民地自由知識分子那種樸素的情感。

另一個關鍵，是60年代張愛玲試圖打入英文市場受挫時，宋淇曾建議她參考韓素音在西方走紅的模式，將《傾城之戀》和《第一爐香》合二為一，寫上海女郎投親考入港大，愛上英國講師的黃白戀愛故事，她如果接受好友意見把這段感情寫出來，大可復刻韓素音《生死戀》的暢銷和成功，但她既拒絕迎合市場，又絕對不去消費它，這份點到為止只可意會的情誼，張愛玲將它慎重保護起來，也不愿讓人繼續往下想。

張愛玲的經典形象

一把青：你還考察了張愛玲的中文老師許地山，不同于我們印象中筆名落華生的老派文人架勢，他竟然是一位長衫飄飄、注重外表，且具備國際視野的潮男學者，他對宗教、音樂、服飾的諸多論述，啟發了張愛玲《更衣記》《談音樂》《中國人的宗教》等文。很難相信大學某門課的老師能為學生帶來這么大的影響，但經你梳理，顯得確實存在，雖然她從未像對佛朗士一樣直接提過。

黃心村：的確是兩樣的。佛朗士切中了她的心，許地山則是靜靜地潛移默化。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茉莉香片》中穿長衫、有種特殊的蕭條美的言子夜教授，子夜即午夜，言午即許，是一望即知、非常簡單的reference（參考），她把他化作了虛構人物。翻閱許地山和張愛玲手稿，更會發現就連圖文并置、自繪插畫的風格都如此相似，很難說這不是一種師承。

許地山真是典型的從五四走出來的人，香港這個中西合璧的窗口又讓他非常前衛，他玩攝影，背著相機四處走，研究服飾和性學，但是骨子里擁有深沉的家國情懷，張愛玲的個人主義則要超然得多，哪怕同樣的議題，她對于這位老師的隔空回應都呈現了另一種路子、另一種對歷史的寫法。

她寫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了，一點痕跡都沒留下，其實并不準確，根據現有的學籍資料和成績單推論，張愛玲在四組不同的專業中選了最難的Group A（A小組），幾乎從不缺勤，主修英文歷史，文學和翻譯是她的輔修，并沒有花太多精力。加上殖民地閱讀文化背景，她的課外讀物想必都是英文，因為學校里老師也都在讀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讀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

我還非常幸運地訪問到了比張愛玲晚一年入讀文學院的百歲老人莫綺蓮，這些故人故事的抽絲剝繭簡直可以寫推理小說，莫綺蓮對于讀書年月的記憶仍是清晰準確，還記得張愛玲和另一個二年級同學走下坡來，她朝我微笑，齊肩長發有點凌亂這么細節的畫面，并對帶著那么厚鏡片、內向不愛社交的她，回上海后變化那么大，感到不可思議。

斯黛拉·本森，圖/goodreads作者頁

一把青：斯黛拉·本森真的是聞所未聞！你從張愛玲1944年參加女作家聚談會短短的一句外國女作家中我比較歡喜Stella Benson，挖出又一個曾經濃墨重彩地參與歷史，又被歷史掩埋的英國女作家，沒想到她那么早就到過香港四川北京廣西，身體孱弱但生機勃勃，還寫了大量游記，那么早就擁有了殖民者反思的自覺，更沒想到她居然是張愛玲筆下香港鬼氣森森的重要源泉。

黃心村：斯黛拉·本森1933年41歲病逝，留下尚未寫完的長篇小說《蒙多（Mundos）》，這本小說如果能完整出版，她一定會是20世紀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家，別人不會把她遺忘，但確實是走得太早，最重要的作品還沒有出來。她一生積累的日記遵照遺囑被送往劍橋大學封存五十年，我有幸看了一部分，如果要研究歷史，這一定是一筆不得了的財富，里面走馬燈般有各色真實人物，非常有意思。

本森在1920年第一次到香港，第一印象是陰沉的、霧蒙蒙的、傾斜的島（that grave and misty tilted island），被帶到英國人聚居的太平山頂，她感受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懸殊差異，香港之所以傾斜，因為是垂直陡峭的等級社會，在去世的前一年，本森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把英國殖民者形容為一群鬼魅，盤踞在他們貴族生活的山上，他們看上去是那樣的稀薄，而他們身旁就是厚實而豐富的中國人的生活，身為殖民者的一員，她狠狠地批判和譏誚，讓殖民社會的人特別不高興。《第一爐香》中葛薇龍赴姑媽的半山大宅，是傳奇小說和哥特式古堡小說的結合體，也投射了本森怪誕荒謬的重重幻象。可以想象，剛剛從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突圍、抽離出來的張愛玲，撞上了從另一個世界興沖沖看來、正孜孜往里看的本森，她們的香港觀察，保持了一致的焦距。

更有趣的是，1919年底，本森結束在美國的游歷從三藩市坐船跨越太平洋，再經日本抵港的航線，剛好和1955年張愛玲的離港赴美之路，完成了一來一往的重疊，不僅如此，本森香港日記那么多淺薄、庸俗、自私的幽靈殖民者聲色犬馬間，唯一一個似乎有智力和精神儲備的人、任職港英政府的考古學者貝爾福（Stephen Francis Balfour），恰是佛朗士的鄰居兼好友，貝爾福是個中國通，不僅與本森對殖民地的批判一拍即合，更與許地山、戴望舒這些南來文人都十分熟稔，這個小圈子的組成還有待更多資料挖掘。

可惜，貝爾福在香港淪陷后被關在集中營，未能等到戰爭結束就死于空襲，和佛朗士同葬在赤柱軍人墳場。隆隆炮響劫后燼余，大火燒遍后還剩下什么呢？兩個活得有聲有色的至交，永恒地葬在一起。

一把青：本森是堅定的女性主義運動者，從1910年代倫敦的女性爭取投票權運動中走來，充分利用她的政治和文化資本在香港投身婦女解放和抵制賣淫制度的運動。這一點倒是和一生都對運動和主義避之不及的張愛玲有所不同？

黃心村：張愛玲絕對是有距離感的，她的女性主義意識確實有，但是以一種獨特的方法表達出來，不能輕易地把她歸到某個陣營中去，不同于本森毫不猶豫的運動者姿態，也不是毛姆的遠東觀察中力圖鞏固的順從沉默的東方女性形象，《談女人》中對女性和性別政治的冷眼旁觀，應該是在毛姆和本森之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作者: [美] 黃心村，譯者: 胡靜，版本: 99讀書人｜上海三聯書店 2010年12月。

一把青：你還特別提到張愛玲不可能沒讀過，但有意地只字不提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想必是不喜歡。本森與伍爾夫兩位同時代英國女作家不止相知相惜，本森在日記中贊美伍爾夫美好和真實，但也認為她仿佛在知識生活之外就沒有別的生活，而高高在上的伍爾夫在得知本森死訊后，難受之余生出好奇怪的感覺，慨嘆我們本來可以成就一段友誼，這種錯綜復雜的微妙關系，也讓人聯想起張愛玲對于友誼的態度。

黃心村：當時倫敦的布魯姆茨伯里精英作家群（Bloomsbury group），以伍爾夫夫婦作為絕對內核，他們掌握所有出版資源，想在文學界獲得地位和認同，誰都想進入這個中心圈，本森雖然家庭背景也不錯，但只能算是十分邊緣的編外人員，除了旅居亞洲物理距離的遙遠，本森所隸屬的中等趣味（middlebrow），在高等趣味（highbrow）的代言人伍爾夫眼中，是不入流的，像個勞動階層婦女，傷感得發膩，那種所謂的機智脆弱得足以使人情緒凍結，直至1932年底伍爾夫才終于在信中透露開始讀本森的代表作《移植的多比（Tobit Transplanted）》，承認充滿樂趣，但也確實感受到惘惘的威脅，意識到自己固若金湯的地位可能會被區區一個本森的寫作潛力撼動，但緊接著就是傳來本森的死訊了。

伍爾夫與本森合影，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藏。

《我看蘇青》中說，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伍爾夫和本森其實是同類人，都是在帝國邊緣行走的堅守一間自己的房間的女性作者。小報忠實讀者張愛玲有意識地棄伍爾夫而擇本森，更青睞她游離于主流文學和精英文化之外的獨立聲音，又怎么能想到，多少年后多少人因為小說中的繁復的心理刻畫，把她比作中國的伍爾夫呢？

作家的友誼難以捉摸，張愛玲特為尤甚，年輕時仰慕的胡適，見過一次就沒有下文，曾經最重要的朋友炎櫻，后也期漸漸疏離不來往，一個普遍的解釋是炎櫻家庭幸福，張愛玲看著不舒服，我覺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她后半生最重要的閨蜜、宋淇太太鄺文美，家庭也幸福，張愛玲還是每次想起茫茫人海中我們很可能錯過認識的機會——太危險了，命運的安排多好，宛如情話。我想她對于友誼和愛情都是只能專一，跟一個女友好了，就不需要第二個女友，她一定有她不一樣的、奇特的標準，我們無法用世俗的觀念去想象。

1944年，《雜志》刊登的張愛玲照片。

黃昏陽臺與歷史潛流

一把青：你還從《我看蘇青》和《太太萬歲題記》兩篇中抓住黃昏的陽臺這個字眼，總結張愛玲的歷史觀，很寫意傳神的五個字，也深具張學美感，能否展開講講這個概念？

黃心村：這與戰爭的經驗分不開。《我看蘇青》中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臺上，驟然看見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我想著，這是亂世，《太太萬歲題記》寫在兩年后，她寫到自己關注小人物的生之瑣碎與死之傳奇，于高興之外又有種凄然的感覺，一離開那黃昏的陽臺我就再也說不明白的，點出戰后的惘然若失和現世的不可久留，是身處亂世的特定氛圍，也是金光燦爛的日暮中，主體所浸潤的惴惴不安。

我最早將黃昏的陽臺視作張愛玲散文創作的立足點。散文是介于非虛構和虛構之間的臨界點文體，黃昏是白天黑夜的過渡時刻，而陽臺是私領域與外部世界的過渡空間，如此轉瞬即逝又充滿張力的曖昧時空，她能捕捉戰爭與和平的最大洞察，前面講到，我覺得她的散文中有很多的虛構，例如人名、細節等等，這是她寫作的方式，拒絕任何深層的結構或宏大的意義，把歷史不斷發展的過程打碎成無數碎片再重組，營造現世與隔世的迷幻交疊。

《小團圓》，張愛玲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

一把青：她在這個黃昏的陽臺上站了多久？你說她晚年《小團圓》等作品，以及與宋淇夫婦的700封通信都是生命書寫（life writing），那這種惴惴不安的絢爛黃昏，有在晚期風格中呈現嗎？

黃心村：還是有不同的。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張愛玲，遠離了黃昏的陽臺，遠離了殘酷的大上海，也遠離了戰爭與革命，接受一種永遠的離散。《小團圓》她的心比較定下來，通過對個人生活的虛構化自我梳理、那些反復的改寫，最終放下了。需要留意的是，《小團圓》的醞釀過程與《紅樓夢魘》的考證時間如同兩條糾纏的繩索，其感情充沛的讀紅文字，與《小團圓》的互文關系亦十分耐人尋味。

文本作為生命體，它所經歷的劫難以及劫難后得以延續的多重生命，適用于《紅樓夢》，也同樣適用于張愛玲。還有《重訪邊城》，最早是在1963年用英文發表，為什么要在整整二十年后找出當年的筆記再用中文重寫，對香港進行最后一次文字上的訣別？要知道張愛玲對文字很有堅持，宋淇建議她刪掉《小團圓》寫香港抗擊日軍戰斗中的校園的前兩章，指瑣碎又是從前寫過的，她回信說不能刪，因為是盛九莉的key to her character（性格關鍵）——恰巧又是香港相關的素材，《重訪邊城》亦如是，是多么無法割舍的經驗，讓她即使按下未發表，也仍舊要一寫再寫呢？

也只有在虛構化的框架中，她才會寫到傷痛，就連最私密的書信中她都很少提及，只是以低氣壓、下次再談帶過。未完成的殘篇《異鄉記》可以說是傷痛文學的代表，其中沈太太、拉尼、那些改頭換面的溫州地名，都是在旅途中即刻發生的虛構化過程，所以倉促顛簸、被反復打開，充滿不堪，又不得不寫，和前述的斯黛拉·本森一樣，如果沒有寫作的目的，旅行一點意義也沒有。直至最后一本《對照記》，她完全放下，和解完成，前世今生的恩恩怨怨變成膾炙人口的那句他們只是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傾城之戀》，張愛玲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

一把青：以上提到的大部分人，佛朗士、許地山、本森，包括那場女作家聚談會的同場者汪麗玲、潘柳黛、關露、蘇青，要么被歷史遺忘，要么只是成為象牙塔里一小撮人的研究對象，如今回看，就像《憶胡適之》所言，感覺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深處吹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惟張愛玲仍在流行，大眾且長青，你認為是什么造就了這種獨特？

黃心村：我覺得命運還是特別關照她的。安排她沒有去成倫敦，來了香港，1955年離港赴美，又恰好經過日本，又在節骨眼上見證了日本社會轉型，冷戰的時候，她又在冷戰的地圖上走了一圈。20世紀有這么一個人，游走于帝國版圖之間，她的每一步都讓我們看到歷史的潛流，不是表面的時代風云，而是下面的暗潮洶涌，關鍵的事件她都在場，在場的人很多，偏偏是她又用她的方式，把這種在場寫出來。

在UCLA念書的時候，我們在課室里研究張愛玲，后來才得知彼時隱居避世的她，最后幾年的公寓就離我們學校很近，但想必就算擦肩而過也是縱使相逢應不識，我們就像處在兩個平行宇宙，研究張愛玲，文本是源泉，是靈感，是索引，從文本出發，眼見為實之后又回到文字中。

80年代，十幾歲的我第一次讀到《傳奇》，驚嘆這是什么東西啊，完全不知道怎么把她安放。但文學史研究者至今還拼命地把她安放，其實很Ironic（諷刺），無從安放又怎么樣呢？硬要說她如何連接晚清、《金瓶梅》《紅樓夢》《醒世姻緣》《海上花》，放在linear（線性）敘述的歷史脈絡里，我覺得張愛玲也是不會安寧的。漢語文學的線性敘述能不能打破呢？何不以張愛玲作為方法，橫向的、將她放在世界文學的脈絡中看呢？看她跟毛姆、斯黛拉·本森、以及同時期英語書寫中的elite（精英）與中等趣味的關系呢？

張愛玲在港大的學生檔案，香港大學檔案館藏。

也不要貼地域的標簽，很多人都忽略了日本對張愛玲的美學趣味特別重要。日本占領下的港大校園，作為暴力手段，要求學生強制學習日語，《燼余錄》《易經》都寫過，日語課老師是個年輕的俄國人，可謂太平洋戰爭背景下東亞都市中的特殊風貌。

因為重拾語言，她在神戶和東京逛街看衣服都游刃有余，觀察到這里舉國若狂地玩著一種吃角子老虎機……每個人守著一架機器，三四排人，個個臉色嚴肅緊張，就像四排打字員，滴滴答答工作不停，是日本由戰后恢復期邁向用現代化手段發展經濟時期市民面貌的珍貴速寫。另外，縱觀張愛玲的散文創作，也不乏對浮世繪、日本花布、和歌、日本電影、東寶劇團的關照——如果割裂地做選擇題，僅僅去追究張愛玲到底是上海的還是香港的，就會遺憾錯失這層視角。

只有打破重重藩籬，把所有關聯圖和參照系全面地畫出來，張愛玲在這樣一個上下文里面，才更具說服力。

特約作者/一把青

編輯/走走

校對/王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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